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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

来源:文艺报 | 陈培浩  2018年11月09日08:35

毫无疑问,这不再是一个属于小说的时代。如同昆德拉所说,小说“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小说仍在给很多人名利和荣耀,可是由于阅读语境和媒介条件的变化,小说越来越背离它的精神——恢复生活的复杂性。在昆德拉看来,每部小说都试图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小说就是在人们简化的认知中勘探一种更丰富的存在,昆德拉甚至将认识世界视为小说的惟一使命。不同于“传奇”,小说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就与民族国家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直存在着通俗化/精英化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即使是今天,以小说探索生活复杂性的写作路径如此不受大众待见的背景下,依然不乏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显然,青年作家陈崇正就是其中之一。

十几年的写作时间中,陈崇正出版了《宿命飘摇的裙摆》《半步村叙事》《我的孤独是一只黑鸟》《黑镜分身术》《折叠术》等小说集,并完成了长篇小说《美人城》(即将出版),从数量看,这份成绩单固然可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小说中,陈崇正探索了文学地理、时代寓言、魔幻书写等等写作技法,并将对文学议题的思考上升到世相、历史、生死以至时空的哲学思辨。这使他的小说背后一直葆有巨大的雄心。

“半步村”:从叙事嬉戏到时代焦虑

半步村在陈崇正的小说里经历了从驰骋想象力的叙事嬉戏到寄托精神忧思的文学地理的过程。中篇小说《半步村叙事》是陈崇正较早苦心经营的作品。有别于既往的乡土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乡土背景的小说却充满一种灵动的想象力。小说“检讨书”部分就是一次想象力的自我检验。钱小门向李校长检讨他的错误,每一次又都以新的借口为自己辩解。比如,把粪便扔向隔壁医院,他的检讨理由出人意表:“我应该让他们用厚一点的纸包好,不能用香烟纸,太小,这样粪便是会溅出来的。”“因为粪便应该用来当肥料,不应该扔给医院的,这样太亏了。”有时也狡辩:“这是他们习惯不好。但他们说,如果不扔,他们就拉不出,会影响健康。”这个花样百出的检讨书部分居然写了12封,后来已经变成了钱小门写给李校长的关爱便条,人物的命运产生悄然的变化,小说也从一味的幽默而带上了深沉的意味。用检讨书这种特殊的形式来推进情节,来塑造人物,来展示人心,把写作的空间进行有意识的自我窄化,并在这个相对小的空间中腾挪跳跃,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这使我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一个宣称要终生生活在树上的小男孩,一开始以为这仅仅是一个玩笑,但作者却用想象力不断地延续着树上生活的真实性和多样性。所以,阅读被转换为读者和作者之间想象力的对峙:读者一心觉得在作品的限定性空间中,可能性已被耗尽。可是作者又总是从貌似被穷尽的可能性中变幻出新的可能性来。

“半步村”是陈崇正小说出发的地方,日后也成为他深耕细作的文学地理符号。陈崇正“将所有人物都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在这样相对集中的时空之中,一些人物不断被反复唤醒,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反过来唤醒我。” 在半步村中,碧河、木宜寺、栖霞山、麻婆婆、傻正、向四叔、破爷、孙保尔、陈柳素、薛神医等地点或人物反复出现,对半步村的反复书写已经使这个文学地理符号投射了深切的当代焦虑,获得立体的精神景深。2015年陈崇正将七篇中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半步村叙事》呈现了这种转变。七篇作品分别是《半步村叙事》《你所不知道的》《春风斩》《秋风斩》《夏雨斋》《冬雨楼》《双线笔记》。这些作品中汹涌着近30年来剧变中国乡村现实和精神转折途中喧哗与骚动的细节。在这里,我们读到非典、听到汪峰、看到微博、见识了全民淘宝……更重要的是,现实碎片中沉淀的是陈崇正的现实焦虑。随着写作的推进和自我更新,他的传奇书写开始捅破了现实之皮,他的魔幻笔触开始建构出存在血肉模糊、多重纠结的内在精神结构。譬如《秋风斩》就通过一个疯狂者的故事组织起复杂的个人疯狂和现实疯狂的同构叙述。在阿敏的故事之外,小说以驳杂的现实碎片为疯狂故事提供广阔的生活背景:半步村附近美人城的开发,拆迁队对半步村宗祠的强行拆迁。宗祠及其象征体系作为传统乡土的信仰空间,一直源源不断地为乡民提供精神支持。小说中,许辉的母亲便是“守旧”而精神笃定的一代,在闻悉媳妇的病状之后,她挑着一担祭品把乡里的神庙转了一圈,她用一种古老而繁复的严谨程序祛除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可是,许辉一代是无法回归父母辈的信仰程序了,如何消化内心汹涌的不安和不能说出的秘密,成了时代性的精神难题。

小说之旅的三个高光时刻

在我看来,《碧河往事》和《黑镜分身术》构成了陈崇正写作的两个转折性的高光时刻。《美人城》完成之后,他的高光时刻又增加了重要的一个节点。《碧河往事》对陈崇正的意义在于,他的“半步村”文学地理在现实时代指涉之外,又打开了一个历史维度;《黑镜分身术》的幻术传奇书写跟时间性哲学冥思的结合;《美人城》作为陈崇正完成的第一部长篇本身就有个人里程碑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其中融入的空间思辨、生死追问以及个体、家族以至人类的起源与未来等精神命题,使他小说的格局和思境又有了新的延展。

《碧河往事》通过一个当代乡村戏班的故事希望处理的是“当代”与“历史”,“创伤记忆”与当下现实之间的纠缠扭结问题。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周初来领导着一个叫马甲的乡村潮剧团居无定所地四处演出,剧团的境况越发不济,常辗转于各地乡间的祭神节庆勉力维持。加之人才寥落,设备落后,周初来剧团的“做戏”真的只是做戏,并没有能力真唱。因此,当周初来偶识有唱戏功底的韩芳便喜出望外,招入团中。除了为剧团发展计外,他的私愿是让戏迷母亲来看一场剧团的真声演出。神神叨叨的周母显然有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及幻听症状,她用红线将玉手镯缝在手上,夜里总是梦见白色或红色的蛇盘踞在手镯上。周母时刻担心当年的潮戏女旦陈小沫的鬼魂或家属会来索要这只手镯,据她自己说,当年批斗四旧中,她带头批斗陈小沫,并夺走了她的这只手镯。只是,她依然坚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文艺黑苗就该铲除”、“我是替人民群众在教育她”。在这种半幻觉状态中,周母极为认真地观看了韩芳演出的《金花女》,她入戏落泪;但继而又怀疑韩芳是陈小沫的女儿,因而强硬要求韩芳退出剧团。周母扬言可以替代韩芳演出,并亲自演唱了一段《金花女》,人们惊觉周母原来真的如此懂戏。之后不久周母谢世,小说的最后,周初来为母亲的墓碑忙碌,读者于是惊讶地发现:原来周母墓碑上刻的名字竟是陈小沫。

小说那种图穷匕见、卒章显志的叙事匠心当然可圈可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对精神创伤进行历史思索的小说抱负。《碧河往事》将历史创伤记忆投射在一个无限纠结、具有深刻精神分析内涵的形象之上,已经令人击节;更重要的是,陈小沫的分裂和纠结,事实上正是多种不同伦理话语的撕裂和对峙。黑格尔通过对《安提戈涅》的分析指出,悲剧表现两种不同历史伦理的对抗与和解。在我看来,《碧河往事》存在着某种不动声色的“悲剧感”,而这种悲剧感内蕴的话语分裂并没有获得黑格尔式的和解。相反,它始终在分裂和搏斗中。这两种话语是唱戏者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和被迫害妄想者陈小沫“批斗有理、革命有理”的暴力伦理。令人惊心的是,多年以后,历史看似过去了,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不但不能疗愈凶猛的革命暴力伦理,而且事实上正被批斗有理的暴力伦理所吞噬。这种无法和解的伦理对抗,显然比黑格尔式的古典悲剧更具现代的悲剧性。

这无疑是一篇通过当代写历史,又通过历史思索当代的佳作。作者所忧心的是,由历史延伸而来的当代,正被历史所雕刻着。这个短篇通过二线叙事、命名隐喻等方式,使作品获得广阔的当代纵深感和现实批判立场。当年的潮剧演员陈小沫因为演戏挨批斗,如今陈小沫的儿子周初来剧团演员韩芳同样因为演戏挨打。世事沧桑,但历史未被有效清理,人们于是又习惯性地祭起了暴力伦理。

《黑镜分身术》是陈崇正用幻术凝视时间的作品,后与《葵花分身术》《离魂术》《分身术》《停顿客栈》一起结集为小说集《黑镜分身术》出版。“分身术”这种幻术并非陈崇正首创,它广泛存在于各种通俗奇幻文学中。但是,在一般奇幻文学中,“分身术”仅作为一种幻术存在,但在陈崇正这里“幻术”既是推动叙事的工具,也是凝视时间的手段。“分身术”之所以奇幻,就在于人身始终处于时间连绵不可切分的霸权中。陈崇正通过分身术而激活了对时间的冥思:时间是否可逆、时间如何循环、时间如何获得空间性的并置?假如时间的霸权被取消,又将引动怎样的生命伦理纠结。这固然仍是驰骋想象、冥思存在的作品,但它的意义还在于,跟以往那些通过线性叙事(即或是双线、倒叙或隐藏等技巧仍然属于线性叙事)相较,它是陈崇正常识的装置型叙事。装置型叙事的动力来自于作者为小说设计的某个叙事或象征装置,在这系列小说中,“分身术”便是这个装置。换言之,不是小说的起承转合成就了“分身术”,而是分身术决定了小说起承转合的方式。因此,分身术系列小说便以分身术这套幻术方案为媒介,勾连了表层的叙事和深层的精神叙事。就此而言,《黑镜分身术》代表了陈崇正叙事上的顿悟和拓展时刻。

长篇小说《美人城》是陈崇正酝酿构思多年之作。小说在原有半步村的魔幻叙事空间中加入了很多大的想法,概括说就是每一代人都共同面对的生死问题,小说以陈大康、陈大同的父一代和陈星光、陈星河子一代的生命遭际,串起了新中国成立后以至未来的几代人的精神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空间叙事,香蕉林密室和美人城是两个最主要的空间,这两个空间被作者精心地安排为生死空间。上部中,香蕉林密室是陈大同用以对抗肖虎计生飞虎队的避难所,是延续生命的地方,这跟他本来的阉猪匠的身份形成了翻转,在打造香蕉林密室的过程中,他从生命的限流者成为生命的守卫人。小说虽然写到逃港、计生等时代现实,但作者显然无意用写作去反映现实,而是从中重构出自己的精神指涉——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虑。某种意义上,美人城也是香蕉林密室的孪生空间,特别是在下部中未来世界的美人城密室,同样是关于生与死的空间,其中小界是研究人的死人大脑之永生的,陈临对小界说“他在研究生,我们是在研究死,他在研究婴儿,我们在研究死人头”,在这个意义上,美人城密室跟香蕉林密室形成了精神暗线上的呼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家族叙事中包含了很强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是通过人种异变来呈现的,比如同性恋,比如疯狂,比如死亡。在作者那里,人类首先很难摆脱基因的控制,比如怯弱的关多宝这个哭泣的家族那种“烂基因”;比如永恒存在的恶,每一个时代总有人会成为恶的化身。如果从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来看,这样的塑造当然是不无抽象化的。小说里面也存在这样那样的薄弱环节,但整体来说,作为长篇,这部小说已然论证了自身,它的精神命题是确立的,这对小说而言十分重要。

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

现实、历史、宿命、孤独、未来、乌托邦这些都是陈崇正小说的主要命题。必须说,现实、历史、未来,存在与时空,孤独与死亡,世相与宿命,这些议题陈崇正都曾大展身手。正如李敬泽所说“陈崇正力图创造一种似乎源于萨满或精灵的幻术,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讲述,由此,他开出一条幽暗的隧道,你行于其中,期待着阳光照亮洞口”。更有意思的是,陈崇正的写作代表了一种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

“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最早由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出来。斯达尔夫人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她所谓的南方文学;而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则属于北方文学。斯达尔夫人强调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南方清新的空气、稠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和北方荒凉的山脉、高寒的气候将决定了生于斯、长于斯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必须看到,文学地理对写作的影响并非完全绝对,作家与地理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负相关关系。但是,“南方文学”“北方文学”这个由地理而转变成审美风格的文学概念依然具有某种超越性的解释力。以中国文学为例,苏童、叶兆言等人就经常被作为典型的南方文学代表。不过,此处的南方指的是江南。之所以说陈崇正是一种新南方写作,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那些不断在他作品中重现的巫人幻术并非传统江南文学所有。更重要的是,南方作为一种审美元素进入了作品,却没有隔断陈崇正作品跟时代性现实焦虑和普遍性精神议题之间的关联。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在陈崇正同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地理。在关于李晁的评论中,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区域地理往往是被去根性的”“全球化背景下时代经验的同质化反过来召唤着作家对‘精神地理学’的确认。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很难获得辨识度的”。但是,“现代某种程度是同质的,所以地理对于作家而言便只能是‘精神地理’。有意识地激活某种地理文化内部的审美性、伦理性和风格性,并使其精神化,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写作的某条可行路径。”

所以,探索新南方写作指的是陈崇正自觉地确认自身的精神地理。他将河流穿过、幻术交织的半步村和香蕉林密室铺陈成一种溽热、湿润的南方风格,并由此出发去冥思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和超时代的时空难题。他隐约已经建立自己的写作根据地,我愿更多人由之检视到他走向宏大的精神格局。